红十字会心理救援：理念与行动

邓通 池子华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摘要：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在此次抗震救灾中，与过去相比，救援的速度和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心理救援成为一大亮点。本文概述了中国红十字心理救援的发展历程，并探讨了开展红十字心理救援的有利条件，最后就红十字如何开展心理救援提出几点管见。

　　关键词：红十字会；汶川地震；心理救援

　　红十字会以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为宗旨；以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生活境遇为目标。维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不仅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而且还要关心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尤其是在受到突发的灾难打击，后者的需求更为迫切。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红十字会在开展救援活动中，心理救援一直被忽略。本文就近年来中国红十字心理援救的有关问题略作梳理，敬请方家指教。

一、中国红十字心理援救的历程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心理疾病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疾病。在中国，心理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排在各种疾病的首位。从青少年到中年乃至老年，心理问题都会严重影响到学习、工作、人际关系，以及身体的健康。[1]

　　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全民健康教育项目办公室于2004年开始启动“心灵阳光”工程，旨在致力于大众的心理健康教育,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尽管“心灵阳光”工程没有明确的提出发生灾难时提供心理援助，但它为以后开展此项活动准备了人力资源。[2]

　　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心理援助有据可查的是在2005年。是年6月，黑龙江省沙兰镇中心小学突遇泥石流灾害，造成百余名学生遇难，针对家长和师生由此产生的严重心理压力和心灵创伤，中国红十字会首次组织心理专家开展了心理救援工作。此次救援拉开了红十字心理援救的序幕。[3]

　　2007年5月8日，福建省红十字会在福州隆重举行了“福建省红十字心理援助中心揭牌、网站开通暨心灵阳光工程启动仪式”。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个省级心理援助中心。仪式上同时开通了省红十字心理援助网络咨询（QQ）系统，同时为首批30名红十字心理服务志愿工作者颁发了聘书。[4]

　　同年12月4日，南京市红十字会成立“灾后心理急救队”，这是国内红十字会系统的第一个“灾后心理急救队”，也是国内首个针对灾后“心理救援”的社会公益型的志愿者组织。[5]

　　2007年12月16日，中国红十字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了全国红十字应急工作会议，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做了《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大力推进红十字应急体系建设》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及时有效的心理救援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帮助灾区群众稳定情绪、化解悲痛，增强心理承受能力，重建生活信心，预防和减少灾害造成的心灵创伤。” 这是红十字会首次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提出心理救援问题并把其纳入到应急体系的建设之中，表明红十字心理救援已被红十字系统接受和认可并给予高度的重视。[6]

　　2008年5月12日，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涉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四川汶川地震发生，这给一直致力于人道救援的中国红十字会带来巨大的挑战，也促进了红十字会心理救援进一步发展。

　　“5·12”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立即启动一级救灾应急预案。一方面，调拨大量的物资紧急运往灾区，及时开展物质救援；另一方面又迅速组织了上海华山医院、武警总医院、北京市、湖南省、河北省唐山市、安徽省6支红十字紧急医疗救援队陆续赶赴灾区，接着又组织两支由心理专家组成的心理救援队到灾区，开展医疗和心理救助。

　　5月20日，以杨凤池教授为领队的，包括邓亚萍、杨扬、高敏、谢军等奥运冠军在内的第一支中国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抵达绵阳市。[7]

　　5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派出了第二支心理救援队。这支心理救援队由中国红十字会心灵阳光工程项目执行主任黄依带队，沃建中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包括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宣教部主任张晓丽、刘亚、聂含笑等专家，孙海涛、莫慧兰等奥运冠军，和媒体记者等24名成员。[8]

　　两支心理救援队，先后为720名青少年儿童、100名受灾群众、1110名救援部队官兵、1812名心理学工作者和志愿者、50名媒体工作者、440名医务人员进行了危机干预；对900余名灾民进行了访谈；约有3000名灾民通过广播接受了团体辅导。[9]

　　深处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四川省红十字会更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截止到2008年5月26日，在震后的14天里，四川省红十字会，共组织和派往灾区一线的应急救援队伍75支，共计6546人；省内专家医疗队伍共6支，共计326人；专业搜救队伍5支，共计295人；心理干预队伍12支，共计540人。其中，心里救助灾民达53000人。[10]

　　从救灾到救人，再到救心，此次地震红十字开展的心理救援谱写了红十字救援历史的新篇章，开辟了红十字工作新领域，彰显了红十字救灾理念的巨大转变和进步。当然，红十字心理救援刚刚起步，要走上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红十字在开展心理援助上具有很多有利条件。

二、红十字会开展心理救援的有利条件

　　红十字会开展心理援助的有利条件很多，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良好的社会氛围。

　　心理援救，在心理学专业上又叫心理危机干预﹙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1942年，美国波士顿一场大火造成近500人死亡。就是这次大火之后，美国心理学家总结出危机事件中影响心理反应的若干因素，有理论指导的心理干预由此开始。[11]林德曼（Lindeman）于1944 年最早提出了“心理危机﹙psychological crisis﹚”这一概念，1954年心理学家卡普兰﹙G•Caplan﹚开始系统的对心理危机进行研究，并于1964年提出心理危机干预理论。[12] 20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署就着手制定灾难受害者服务方案，资助有关重大灾难的社会心理反应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国官方开始推行灾难心理卫生服务。[13]目前，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建立了一整套成熟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相对而言，我国的相关工作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渐渐出现第一批心理咨询人员，首次对灾难性事件引发的心理危机进行干预始于1994年的克拉玛依大火。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人员对伤亡者家属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干预工作，此次成功的经验，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4]之后，在1998年长江大洪水和张北地震、2000年洛阳火灾、2002年大连空难、2003年“非典”、2004年“云娜”台风等重大灾难中，都可以看到危机干预者的身影。正是这些灾难性的突发性公共事件推动了我国心理危机干预的发展。

　　一方面从国家层面上，1992 年,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成立；2002 年4 月1l 日, 由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下发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中提出：积极开展重大灾难后的受灾人群心理应激救援工作；到2005 年，重大灾害后干预试点地区受灾人群获得心理救助服务的比例达20%；到2010 年, 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中50%获得心理救助服务。2003 年“非典”过后,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曾组织一批专家对灾难的心理干预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于2003 年10 月提出了干预预案大纲的草案。2004 年5月至7 月, 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再次组织专家参照国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 对心理干预工作如何开展进行了讨论, 并进一步修改了心理干预预案。2004 年8 月, 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中国残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 对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 人才培养和教育工作提出明确的建议。[15]

　　另一方面在地方层面上，一些省区市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如2004年11月上海成立了首家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开展免费心理危机干预工作。2004年5月，浙江省“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正式成立，成为全国首家“政府牵头、社会参与、统一规划、全面实施”的政府机构。2007年《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机干预行动方案》颁布，也是国内首个较为完善的心理危机干预行动方案。2007年1月，广东成立了心理危机干预联盟，旨在打造完备的心理危机干预快速反应机制。北京回龙观医院下属的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与研究中心在2004年还创办了全国首个心理危机干预网站。[16]

　　汶川地震发生后，包括心理专家、NGO组织和大批志愿者在内的不下百余支心理救援队第一时间奔赴灾区一线，帮助受灾群众缓解惊恐、悲伤、愤怒和绝望等应激性反应。这场灾难给广大民众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和普遍的心灵洗礼，也使心理救援日益深入人心，这些为红十字开展心理救援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其次，便捷的交流管道与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中普遍性原则规定：“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世界性的。在运动中，所有红会享有同等地位，负有同样的责任和义务，相互支援。”这里相互支援不仅仅包括物资上的援助，还有工作经验的交流和分享。根据2007年11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30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统计，目前联合会共有186个会员国和194个《日内瓦公约》缔约国。[17]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员之一，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国际合作的接口，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红十字运动的先进经验。在红十字灾后心理救援方面，较早开展这一工作的是在危机干预理论和危机干预机制比较成熟的美国，可以便捷地交流与借镜。

　　美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881年，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涉及灾难心理卫生服务，这缘于1989年秋季Hugo飓风和加州Loma Prieta地震后针对全体红十字会救援工作人员的一项调查，调查发现在艰苦的救援工作中，68%的工作人员感觉应激水平高于平常。1990年美国红十字会正式开展了灾难心理卫生服务项目（Disaster Mental Health Services，ARCDMHS），联合美国心理学会、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学会、美国精神病学学会、美国社会工作者学会等学术组织分国家和州两级开展工作，为灾难救援工作人员和受害者提供压力管理和危机干预等心理卫生服务，同时还组建了专业人力资源系统，并组织开展危机干预等专业培训。考虑到以往灾难救援工作中心理卫生服务常被忽视，1992年8月美国心理学会成立100周年之际，美国心理学会与美国红十字会联合推出了灾难反应网络（Disaster Response Network，DRN）的公益项目，由DRN认可的心理专业人员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提供心理卫生培训，同时与其它同行协作，为灾难受害者与救援工作者提供免费、现场的心理卫生服务。目前DRN已有3000多名心理专业成员。[18]在美国灾难心理卫生服务系统的民间机构中，美国红十字会占有重要地位，如在“9·11”事件中，美国红十字在纽约和有关地区设立了29个临时避难所，接到了172612个要求心理辅助的电话，同时红十字心理志愿者在救灾现场、遗体辨认中心和殡仪馆为急救队员和死难者家属提供心理服务。[19]

　　欧洲的西班牙、瑞典、挪威、德国等国红十字会，亚洲的日本、新加坡等国的红十字会也具有比较成熟的危机干预机制。2008年8月20日发生在西班牙马德里的空难事件又是一次红十字灾后心理援助的成功范例。此次空难，造成了153人死亡，19人受伤。灾难发生后，西班牙红十字会迅速派出23支救援小组开始为遇难家属提供必不可少的心理救援服务。这23支救援小组由170名心理专业的急救人员组成。在遇难者家属前往临时停尸点辨认亲人遗体的过程中，这些小组成员陪伴左右，帮他们度过这段可怕的严酷折磨。一些心理救援小组还把活动扩展到遇难者暂住的酒店和幸存者接受治疗的医院，甚至远及位于加纳利群岛的未及赶来的遇难者亲属的家中。[20]

　　由此可见，充分利用人道主义这一世界通行证，借鉴国外红十字先进的经验，并立足自身，建立有特色的中国红十字心理援救机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再次，专业的公益品牌。

　　2004年中国红十字会启动“心灵阳光”工程，短短的4年时间成果丰硕。心灵阳光工程以北京为中心逐步拓展。截至2008年6月，心灵阳光工程的活动已经普及到的地区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广西、四川、江苏、浙江、安徽、贵州、河北、山东、云南等13个省市。[21]

　　红十字心灵阳光工程还与8个省市的58所高等院校合作建立了心灵阳光关爱中心；为58个大学关爱中心共捐赠书架58个和图书28800本；在全国高校举办大学校园讲座228场，累计听讲学生81630名，赠送听讲学生图书60145册；在北京大学等6所大学开了“大学生活教育课程”选修课，听课学生共15个班级，1900名；在清华大学等2所大学开设了“成功之道/前途及领袖发展课程”选修课，听课学生共5个班级，602名；在北京、山东等4个省市开办YTL青少年生活教育教师培训会19场，培训大中小学教师3200名；在北京举办了2场亲子教育培训会，培训父母约2000名；在北京举办了8期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培训班和1期国际研讨会，参与人数共1233名。[22]

　　红十字心灵阳光工程是红十字心理援助的人才培养基地，为红十字心理援助提供了可持续的智力支持。

三、加强红十字心理救援建设的几点管见

　　心理救援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红十字会宜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自身特点，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心理救援工作。

　　1、建立心理援助的长效机制。1999年台湾大地震的跟踪调查显示，两年之后6412名房屋被毁者中，20.9%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写为PTSD）[23]，39.8%出现临床心理症状。[24]对于在灾害中失去亲人、致残的群众，特别是儿童，心理援助更为重要。“9·21”地震两年后，被调查的744名1—5岁的幼儿中，在地震之后3个月有7.89%出现PTSD的症状，在早期出现PSTD症状的孩子在3年之后出现更多的情绪和行为问题。[25]同样的结果在唐山大地震中也得到了印证。1998年张本、王学义等人调查唐山大地震所致孤儿的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情况，结果显示57例中有27 例(47 %) 符合ASR 诊断标准,13 例(23 %) 符合PTSD 诊断标准。结论：大地震所致孤儿是发生PTSD 的高危个体。[26]对照这几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两年后甚至20年后灾难对心理的创伤依然存在。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尽管我们无法阻止灾难的发生，但完全可以把灾难的伤害降低到最小程度。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2008年6月8日，国务院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针对汶川地震给灾区人民造成的心理伤害，《条例》明确规定，地震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受灾群众和企业开展生产自救，积极恢复生产，并做好受灾群众的心理援助工作。[27]这表明“心理援助”被纳入灾后重建的法制化轨道。7月8日，第二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在北京举行，中科院心理所庄严承诺，为灾区提供20年的心理援助服务。[28]中国红十字会也在积极行动，7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心灵阳光关爱中心”在地震重灾区什邡市民主宏达中学启动，这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灾后心理援助计划正式进入长期实施阶段。[29]截至2008年10月，心灵阳光工程已先后在四川5所小学建立了 “心灵阳光关爱中心”，定期赠送书籍和举办培训会， 帮助那里的孩子重建心灵家园，并计划在更多的学校建立“心灵阳光关爱中心”。[30]

　　为了保障红十字心理援助的长期开展，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应该把心理援助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纳入到红十字会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中，编制红十字心理援助近期和长远规划。

　　中国红十字会在第30届国际大会上的承诺，在2008—2011年：开展心理支持项目；31个省级分会每省至少建立1支红十字志愿者紧急救援队和1支红十字志愿者卫生救护服务队。[31]所以中国红十字要以这次地震为契机到2011年每省至少建立1支心理救援队，从而构筑红十字立体救援体系。

　　2、整合内部资源，加强人才储备。目前我国专业人员严重不足。据统计，法国每10万人口中有心理医生19人，约为我国的20倍。美国百万人口中有550位心理学家，80%以上具有心理学或哲学博士学位, 修业7年以上。我国“心理学会”会员仅6000多人，“心理卫生学会”会员只有3万余人。[32]精神科医生目前仅有不到15000名,而在这仅有的15000名精神科医生中,掌握危机心理干预专业知识的还不足1/3,能直接提供的服务十分有限。[33]而据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预计，此次汶川地震中直接和间接受到心理伤害的群众及救灾人员将不少于50万人。[34] 我国是世界上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一般年份全国受灾害影响的人口约2 亿人, 死亡数千人, 需转移安置约300万人。受灾的人失去家园、失去亲人, 或是目睹了惨烈场景, 他们久久不能释怀, 过份伤感, 被灾难所困绕。[35]面对如此庞大的心理受灾的人群，心理干预人员实在是杯水车薪。所以这方面的人才培养亟待加强。而红十字会系统，更有着充足的后备人员。

　　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有17个学校成立了红十字工作委员会；各级各类学校建立红十字会数量从1991年的13088所增至27898所，增长了113%；红十字青少年会员从1991年的290万发展到1255万，占全国会员总数（2343万）的54%。[36]

　　根据调查统计，全国共有冠名红十字(会)医疗机构1740个，其中总会7个，省级红十字会118个，地市级红十字会584个，县级红十字会899个，乡镇级139个。[37]

　　2007年11月10日，由中国红十字会心灵阳光工程计划与全国各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合作建立的首批“心灵阳光关爱中心”揭牌仪式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38] 这是红十字会和学校心理专业机构合作的良好开端；此外，培养精神科医生红十字会有冠名医院，培养社会工作者红十字会有113万的志愿者队伍[39]，所以应在心理援助这条红线之下，以“心灵阳光”为依托，以学校和医院为基地，整合红十字内部资源，把红十字青少年运动和志愿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培养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人员。

　　3、整合外部力量尤其是NGO的力量，提高心理救援绩效。NGO是英文Non -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的英文词语的缩写,直译为“非政府组织”，类似的用语还包括:非营利组织(Non - Profit Organization ,缩写为NPO)、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缩写为CSO)、第三部门( ThirdSector) 等,我国国内官方通常将其表述为“民间组织”。NGO一词,最早是在1945 年6 月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的第71款中正式加以使用的。[4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NGO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根据中国民政部的统计, 截至2007年底, 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全国各类民间组织就达38.7 万个, 其中社会团体21.2 万个, 基金会1369 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17.4 万个, 涉及教育、科技、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等领域。[41]这些NGO数量巨大，组织形式多样，活动领域广泛，近年来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就此次地震而言，我国展开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心理救援，一时间100余支心理救援队云集灾区，对灾民进行心理安抚，在稳定灾民情绪和抚平心理创伤方面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些心理救援NGO组织暴露出目前我国NGO存在的普遍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管，多是散兵游勇，孤军作战。其实，四川省有意统一协调管理，规定心理援助团队到团省委报到，由团省委协调安排。可是很多队伍因为不喜欢与官员打交道，根本不向四川团省委报到，而是自己深入乡镇山村提供服务。[42]政府与草根，各自为战，导致心理救援工作一度陷入混乱状况。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与NGO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彼此不信任。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相比，红十字会特殊的身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5条规定：“人民政府对红十字会给予支持和资助，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这保证了红十字会和政府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全国最大的NGO，红十字会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公信力和认可度，并独立的开展工作。所以红十字会这种双重身份可以作为政府和NGO组织沟通的中介和桥梁。具体到心理救援，NGO通过与红十字会合作得到政府的支持，同时政府又可通过红十字会对其监管，从而把有限的人力资源聚合起来，进行合理的配置。更重要的是，红十字会的参与可以保障心理援助的公益性，保证心理援助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